□周建灿

随着章安考古挖掘的深入，对章安乃至台州古砖金石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得到了推进。

台州汉六朝古砖最早见诸于典籍是在南宋，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卷三十八·冢墓门》有载：“晋王氏墓在县南楼崎山，墓砖螭形鱼文，贯以柳，或为钱状，旁有文云：‘晋永和十二年岁次丙辰八月壬午琅琊国’，或云‘八月壬午作方壁二千楼崎洽典作’，或云‘太元十五年’，余皆漫不可识。”当然，这仅是零星的记述，不成规模。入清以后，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兴盛。风气所及，台州也涌现出了一批金石学家或金石爱好者。汉六朝古砖大都铭刻有文字与画像，属于金石范畴，又容易获取，自然便成了其广为搜求的对象。他们搜集古砖，研究古砖，形成了一个规模较为可观的“玩砖”团体。这些金石“发烧友”或流连于断垣残壁，或涉足于深山穷谷，遍加搜索，偶有所得，如获至宝，日积月累，竟蔚为大观。洪颐煊在《浙江砖录·书砖录后》有此描述：“台州府城西墅下许氏井中剔出古砖甚多，皆晋宋间物，盖当时聚旧砖甃之。好事家又复深山穷谷遍加搜访，故近时所出古砖，台州为最。余亦藏有五十余方。”由于台州古砖所出甚多，还引起了外地金石学家的关注，如冯登府、吴廷康、僧六舟等。他们将搜求而来的古砖制拓题字，琢砚刻铭，编订砖录，遂成一时风雅。其中宋经畲《砖文考略》、陈春晖《运甓录》、黄瑞《台州砖录》、冯登府《浙江砖录》、吴廷康《慕陶轩古砖图录》等，颇具影响，至今引为古砖收藏与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砖录都著录有台州汉六朝古砖，且数量较多，黄瑞更是在《台州金石录》里辑录古砖，编订《台州砖录》，为近世著录台州古砖较为翔实的文献资料。

至晚清民国，台州专注收藏与研究汉六朝古砖的学者相继谢世，其旧藏亦多不知所终，加上后继乏人，台州古砖学乃至金石学日渐凋敝。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金石学方兴未艾，各地汉六朝古砖的收藏与研究也随之兴起，浙江境内湖州、宁波、绍兴等地领风气之先，这些地方的学者及收藏爱好者纷纷结社藏砖，撰写论文、出版砖录。于是，众砖荟萃，极一时之盛。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道路、工厂、公园等建设的开展，不少农村拆迁、山地开发，台州各处（以椒江章安为最多）乡间民房、残茔地表多有古砖重见天日。值此机缘，台州一些金石爱好者亦发心动念，开始收集古砖，他们或寻访于古玩店铺、地摊早市，或流连于农家茅舍、建筑工地，从古玩市场之角落，工地废墟之浮土中拾掇一二，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终成规模。

将这些古砖，加以整理，制作拓片，附以文字说明，经数年努力，终于辑录成册，名为《丹丘甓萃——台州汉六朝古砖图录》，这既可以正本清源，还原与挖掘它们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又可以貂续古人之志，凝聚与开拓台州深厚与博大的精神文化。综观此辑所录及前人所述汉六朝古砖，以笔者浅见，包含有如下几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

首先，纪年砖所涉年号从东汉三国以讫南朝，涵盖了整个六朝时期，可以作为研究台州六朝史事的重要文献材料。

汉六朝古砖一般在侧面模印有文字、画像，以一侧文字，另一侧画像这种形式为主，有的甚至在上下两端及大面也模印或刻画文字与画像。砖上文字又以铭刻年号为主，有了年号即有了明确的纪年，墓葬或建筑遗址的年代从而得以确定，这从历史研究层面上看，意义重大。而砖作为最基本的建筑材料之一，与人们的居住形式、墓葬形制、风俗习惯乃至文化信仰等紧密相联。透过古砖这一层面，以还原古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所思所想，确可补一二典籍文献之不逮。

此次辑录的古砖，铭刻的年号有汉“永初”，三国“神凤”“甘露”“天纪”，西晋“太康”“元康”“永熙”“永宁”“永嘉”，东晋“咸康”“永和”“升平”“太元”，南朝“元嘉”“永明”“大同”“普通”等等，从东汉三国以讫南朝，涵盖了东汉乃至整个六朝时期。此外，有些古砖除年号外还附有地名、人名、官职、吉语、造砖事由等等，再加上与之相应的图像信息，从而构成了一个翔实而连贯文献资料库。这为我们研究台州汉六朝史事提供可靠的文字及实物证据，进而拓展我们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等侧面认知，如通过北地砖（模印有北方地名），可以从中了解北人南迁，定居开发台州的情况；地名砖（模印台州地名）、官名砖，则是研究中央政权对台州宣示统治，进行有效管辖的重要证据；吉语砖、画像砖，又是了解当时社会风俗以及宗教信仰演变不可或缺的资料；另外，文字砖、画像砖，书法古朴精湛，绘画丰富灵动，既是精美的艺术品，也是作为研究汉六朝书法绘画史的珍贵蓝本。

其次，地名砖、官名砖的不断发现，是中央政权对台州不断加强管理，宣示其统治的有力物证。

台州汉六朝文字砖中有一部分铭刻有古地名，且以“临海”“章安”居多。此类古砖所揭示的台州在六朝时期所属之州、郡、县，可与历代文献记载相印证，是当时中央政权在台州设置地方行政机构，将临海郡所辖区域纳入统治版图的重要实物资料。其中不乏新发现之材料，如“永宁二年九月临海章安砖”等，不但记有州、郡、县等直辖于中央的机构，还铭刻上了县以下的乡、里等基层行政机构。可见，中央政权权力的触角已伸向基层各个角落，台州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的嬗变便成为势之必然，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国孙吴、东晋等南方政权的建立，以及中原人口源源南来造成中原文化的侵入与传播。迁入者与原住民及相应的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势必冲突不断，同时又交融不止。迁入者逐渐认同了迁居地，原住民慢慢接纳了外来者及新的管理模式，临海郡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甚至自然地理形势皆有了大变化。长期交融促使新的乡土观念产生并日趋增强，与郡县设置相关的地理名词（如临海、章安等）在古砖的大量出现便是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

“咸和五年吴思功作砖”等除了在砖上标注年月、墓主人或砖作者姓名外，还特意铭刻郡县守、令、尉等官职姓名。在所筑墓室之内纪以“守土者”，且较为普遍，其缘由若以“事死如生”之原则推论，既然生前受其管辖与统治，那么死后也要得其守护与庇佑。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台地居民对中央政权的接纳及对其统治的敬服。台州正是在这种长期的接纳与吸收、交融与孕育中得到了长足的提升与发展。

第三，不同时期的北地砖，构成了一条北人大量南来，进而开拓开发台州的证据链。

台州地处浙江东南部，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其偏处边陲的地理位置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让台州早期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了相对封闭与滞后的特性，故而对外来先进文明（以中原文明为主）的吸纳与融合，成为台州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外来文明的传入，除了对周边地区的学习交流外，外来人口持续不断徙居于此带来先进的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且作用突出、影响深远。

汉末六朝时期，由于中原社会动荡，北方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迁居台州。这些台州的新居民，身在他乡，不忘故土，在其死后，也不忘在墓砖之上铭刻原籍地名，这些砖上因铭有北方地名，故称北地砖。北地砖在台州发现并非孤例，据笔者所知，有“梁国弓氏砖”“伊君庙砖”“晋乐安令砖”等。这些砖构成了一条充实的证据链，说明北人南迁台州并非涓涓细流，而是一江洪流，一浪推一浪，奔涌而来。

北地砖烧造的时间多集中在三国到西晋初年以及东晋永和年前后的二三十年间，而这些砖多为墓主人第二代或第三代为其所筑墓庐之用砖，故迁入时期可前推一二十年或更久，从而大略指向东汉末年到三国与两晋交替时期。由此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北人入迁台州或存在上述两个高峰期。

从北地砖所铭地名看，北人迁出地各不相同，如彭城（徐州）、冀州（河北）等，足见东汉六朝时期北人南迁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而且，南迁至台州定居者，不乏世家大族与官宦之家，如琅琊王氏、梁国弓氏以及钜鹿程氏（故乐安令）等。

东汉六朝时期，北人南迁台州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源源不断，未曾停歇，这不仅体现了台州较大的包容性与强大的吸纳能力，同时也让台州的社会结构及文明形态发生深刻地改变，推动了台州社会发展的进程。

第四，文字砖字体丰富多彩，篆、隶、楷各体兼备，且大都为前王羲之时代书法，可以说是研究汉字演变的重要资料。

台州汉六朝古砖中，以纪年、记名记事及吉祥语言为主要内容的文字砖数量众多，各砖文字篆、隶、楷各体兼备，字体灵动多变，丰富多彩，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技能。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书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魏晋南北朝，汉隶之破体隶变发展出楷、行、草诸体，并趋于完善。但从砖文来看，呈现出了与“二王”书风截然不同的面貌。“二王”以行书、草书名世，台州砖文则以篆书、隶书为主，且不拘一格，富于变化。

台州文字砖中的篆书较典型的有“永安元年砖”“晋太康七年砖”“元康三年六月癸未造砖”“永和六年砖”等。“晋太康七年砖”书法线条圆润规整，属于小篆，但又笔画粗重，雄浑而不生动，超出了秦篆的范畴。“永安元年砖”书法亦篆亦隶，下笔呈方棱，收笔作尖形，字体极似三国名碑“天发神谶碑”。“天发神谶碑”书法若篆若隶，形象奇异瑰伟，独树一帜，在书法史上一向被认为是前无先例，后无继者。但在台州诸砖中除“永安元年砖”外，尚有“圣明之年砖”“张氏万砖”等，参考绍兴一带如此书法之砖，也不在少数，说明“天发神谶碑”书法并非孤例，而是有着较为普遍的社会基础。“元康三年六月癸未造砖”笔画与字型奇崛多变，虽似“永安元年砖”，却又打破平衡，线条一波三折，体势闪转腾挪，穿插有度。“永和六年砖”，此砖《台州金石录》有载，黄瑞称其书法“方劲古穆”，洪颐煊评价其“笔法瘦劲可宝也”。

台州砖中书体以隶书为最多，变化亦是最为丰富，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大略而言，既有雄浑古朴的，如“永初元年砖”；也有清秀典雅的，如“咸和元年砖”，还有的介于隶楷之间，如“天纪二年砖”“永和元年砖”等奔放又不失法度。

另外，台州古砖还发现了大量湿刻文字，湿刻是在未干的泥坯上用锥形的杆棒之类的硬物，或者用手直接刻画，这些文字应为制砖工匠，在休憩或等待之时的涂鸦之作，字体以行书为主，由于书写状态无拘无束，笔势连贯，线条富于弹性，飞动自然。

由此可见，每一块文字砖都是一个或多个书法家和制砖工匠的杰作，如此之多的文字砖是无数书法家、制砖工匠书法艺术成就的结晶。台州文字砖杰出的书法艺术成就，体现了汉六朝时期台州的书法艺术水平，乃至台州的文明发展程度。

第五，画像砖呈现的纹饰丰富，既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台州的辐射，又体现了台州浓郁的地域特色。

三国两晋，随着北人大量南迁并定居台州，汉人与土著越人在征服与被征服中，逐渐实现了民族间的融合，民族大融合又促进了文化大融合，各地民风民俗大荟萃，北地文化与本地风俗交融，儒、释、道并存，神、玄、巫交互，这促进了台州文化的大发展。这反映在台州画像砖上，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

这一时期，国内其它画像砖主产区画像艺术日渐衰微，浙江画像砖艺术却异彩纷呈，其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形制丰富多变。而台州又是浙江画像砖的主要产区，且其画像艺术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不输于浙江任何一个画像砖产区。

台州画像砖中表现最为丰富的题材是四神及其他灵异瑞兽，尤以青龙、白虎、朱雀、凤凰、九尾狐等居多，而西王母及其配戴的胜、羽人等，在台州画像砖中也有所表现。这些既可以说是被神化的远古的图腾与信仰，也可以归入道教神话的范畴之中，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带有吉祥祈福寓意的画像、图案在台州画像砖中也非常丰富。鱼纹，数量众多，形态各异。台州滨海临江，水道纵横，水产资源丰富，鱼类自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鱼纹也寓意吉庆有余、多子多福，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台州人民的生产生活。钱纹，极为普遍，几乎无砖不带钱，而且常常与鱼纹、梳子纹、网纹、树纹组合起来，寓意余钱、数钱、网钱、摇钱树等，六朝台州人的金钱观坦诚而热烈。西王母所佩戴的胜和胜的衍生纹样，亦较为多见，在古砖画像中胜代表着西王母，而在当人们的观念中西王母主生死，代表长生不老。有胜即长生，表示灵魂不灭。将钱纹与胜纹组合，则表示有钱又可长生，富贵长寿不就是普罗大众的终极追求吗？

另外，还有厌胜避邪的神面纹，反映佛教传播的佛像、莲纹，以及表现生产生活的出行图、耕作图、放牧图等，皆形象生动，极具价值。

总之，台州汉六朝古砖无论从出土的数量种类，还是制作工艺，以及承载着的历史信息，都不亚于浙江任何一个地区，对研究台州汉六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宗教习俗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状况意义重大。此书的出版，其目的便在于说明这一点，并将一定程度上丰富台州金石学的内涵，拓展台州历史研究的视野，进而改变学术界对台州历史文化的一些认识与看法，提升台州历史文化的厚度与底蕴。